从前几年的大蒜、生姜，到今年的玛咖、菠萝，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，农民很受伤。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，对稳定农产品价格、确保农民合理收益、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。然而，记者调查发现，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、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。(据7月6日《人民日报》)

订单农业遭遇到诚信危机，很大程度源于产销合作的原始和简单，即建立在价格判断基础上的博弈，而非真正紧密从地头到市场的松散联系，以及优化农业产销的组织构建，促进利益调整的方式，契约双方的利益不是共同的，一定程度来说是对立的。这种博弈的契约是否能够维系，取决于利益的大小，也取决于违信成本的高低。

相对于工业产品，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更大，反映在价格上有很大的弹性，低时可能不要钱都卖不出去，高时亩产净收入则可能过万元。同时，农产品生产投入很大，正常价格的利润不高，一旦出现异常高价，一年的收入可能顶上正常情况下几年乃至十年的收益，即便数年一逢，对于农民的诱惑力可想而知。在订单关系中，销售企业或者收购企业，相对于农户更有话语权，也因此被农民认为其协议价格对企业更有利，契约本身的信任基础并不牢固。

订单农业面对的千家万户，契约调节的不是简单的两个市场主体，而是企业与一个群体，农民市场地位的不充分，导致违信追究成本的畸高，一家一户几亩地的产品，企业赢得了官司赢不了执行，还得付出“追鸡杀牛”不对称的成本代价；同时，还存在违信的“破窗效应”，一个农户带头毁约，带来一群农户毁约，陷于法不责众的困局。

订单农业要想摆脱诚信危机，不能单纯归咎于农民诚信意识与契约精神的缺失，如何补上诚信的短板，在于这种简单原始的合作能不能够朝着深度合作的方向转变。就订单的契约形式来说，必须改变静态价格交易的模式，形成动态价格利益分配的模式，实现风险共担，利益共享。比如，签订订单设置一个中间价格，一个托底的价格，当农产品滞销企业按托底价格收购，当市场价格与中间价格存在差价，差价按比例折算加上中间价格，形成实际交易价格。

当然，这只是减少订单合作风险，扩大合作信任的治标之策。更关键的是，农业订单企业作为市场与资本在农业领域的参与者，能不能改变农业产销的组织结构，与农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。比如，从“买农产品”到“买农产品生产”、从“组织销售”到“产、销与加工一体化”的转变，这根本有赖于农业加快向规范化、集约化转型，让农户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到合作中去，通过消解农业风险降低农民失信事件的发生率。